Abstract
摘要
唐兰先生的三书说不是另起炉灶, 而是在充分吸收历代文字学研究成果基础上, 对传统六书说作了不同层次的剥离, 这种剥离工作密切结合了历时的、动态的文字发展过程。其所作 “剥离” 工作表现在如下六个方面: 一、文与字的剥离(象形、指事和形声、会意的剥离);二、图画文字和形声文字的剥离(把文字分为上古期和近古期);三、文字构成和文字构成过程的剥离(三书和六技, 包含了造字法和用字法的剥离);四、指事字内部构成的剥离(结果是取消了指事字);五、会意字内部构成的剥离(结论是 “古文字只有象意没有会意” );六、形声字内部构成的剥离(主要是从形声字产生方法角度进行剥离, 剥离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声化象意字的析出)。这些工作是形成他的文字分期观和文字发生发展观的重要基础, 反过来, 他的文字分期观和文字发生发展观, 又进一步影响着他对历代研究成果的评鉴、吸收和对具体文字资料的分析、利用。限于篇幅, 本文主要分析了唐兰先生对汉代三套六书体系的批判, 以及对六书中指事、会意的意见, 并基于他的理论体系, 纠正了学界认为唐先生把 “三书” 跟文字形音义三方面相比附的误解。
唐兰先生(1981: 13)一再申明, “研究古文字而不为六书说所束缚” 。《导论》待定本 “古文字学小史 • 汉代的文字学” 云:①
用现代的眼光去看《说文》, 当然有许多可指摘的地方。许氏所据的材料, 只有籀、古、篆, 比隶书固然好多了, 但用商及周初的文字来比较, 便又远逊。许多文字在东周以后变化很大, 已经无从知道本义。所以分部的错误, 说解的穿凿附会, 都是免不了的。(唐兰, 1981: 347-348)
《导论》上编 “上古文字的构成” 云:
关于文字构成的说法, 旧时只有 “六书” 这种学说, 发源于应用六国文字和小篆的时代, 本是依据当时文字所作的解释。这种解释, 并不像往昔学者们所想的完善, 而只是很粗疏的。但这样粗疏的解释, 竟支配了二千多年的文字学, 而且大部分学者还都不懂得六书的真义。有些学者也尝把文字精密地分析过, 但他们不能把这种传统的观念打破, 所以尽管列出象形兼指事、会意兼指事、形声兼指事一类琐碎的条目, 或更巧立些别的名称, 关于文字的怎样构成, 还是讲不明白。(唐兰, 1981: 85-86、401-402)
改订本 “古文字学小史 • 结论” 云:
由周至汉, 是文字学的创始时期, 魏晋以后, 日渐衰微, 唐至宋初为中兴时期, 宋元为革新时期, 明代又衰落, 清代重振, 就开出一个时期。吴大澂、孙诒让是这时期的先驱, 罗振玉、王国维是这时期的后继, 四家中以孙氏方法为最精密, 但还拘牵于经学, 泥迹于六书之说。所以要求大成, 尚有待于将来。(唐兰, 1981: 381、66)
《中国文字学 • 前论 • 中国文字学史略》云:②
由中国文字学的历史来看, 《说文》、《字林》以后, 可以分成五大派: 一、俗文字学;二、字样学;三、《说文》学;四、古文字学;五、六书学。前两派属于近代文字学, 后三派属于古文字学, 在文字学里都是不可少的。清代学者只复兴了《说文》学和古文字学, 可是其他的, 尤其是宋、元人的六书学, 还没有重建, 搜集新材料, 用新方法来研究文字发生构成的理论, 古今形体演变的规律, 正是方来学者的责任。(唐兰, 2001: 24)
《中国文字学 • 前论 • 中国文字学的新领域》云:
六书说的条例, 建立在西汉末年以后, 那时所见的材料, 只是残缺的《史籀篇》, 传写的古文经, 和有些人改写做隶书的三千三百个小篆的《仓颉篇》。材料既少, 时代又晚, 所得的结论, 当然很靠不住。但是, 两千年以后的学者, 还只根据本身问题很多的《说文》里所保留的一些材料, 怎么能有进步呢?…… 《古文字学导论》开始沟通了这两方面(引者按: 指文字学和古文字学)的隔阂, 在奄奄无生气的文字学里摄取了比《史籀篇》早上一千年的殷虚文字, 以及比古文经、《仓颉篇》多出了无数倍的两周文字、六国文字、秦汉文字, 从这么多而重要的材料里所呈露出来的事实, 使我修正了传统的说法, 建立了新的文字构成论, 奠定了新的文字学的基础。在另一方面, 也尽量使古文字的研究, 脱离了猜谜射覆的途径, 走上了科学的道路。 …… 我们只拿历史材料做根据, 一切旧的偶像全摧毁了。在打不破《说文》系统, 跳不出六书牢笼的学者看来, 诚然是大胆妄为, 离经畔道, 但在我们看来, 只有这样, 文字学才有新的生命, 新的出路, 也只有这样, 才可以成为一种真正的科学。” (唐兰, 1981: 8、9)③
唐兰先生(1981: 401-402)对于六书说的批判, 可谓是不遗余力, 他认为 “这种学说是早应当废弃的”, 并认为六书说存在诸多缺点: 1. 义例混乱, 把指事、象形、会意、形声四种文字的名称, 跟转注、假借两种文字应用时的方法混淆在一起, 容易教人误会;2. 缺乏明确的界说, 各人可有各人的说法;3. 不精密, 每个文字如用六书分类, 常常不能判定它应属哪一类, 许慎也没有利用这个理论为《说文》里的所有字彻底分过类;4. 六书只是秦汉间人对于文字构造的一种看法, 那时所见的古文字材料, 最早只是春秋以后, 它不能适用于一切古文字材料。所以, 唐兰先生要在一个古文字材料如此丰富的时期, 建设一个新的较完备的系统代替旧的六书说。
下面我们试着分析一下, 唐兰先生在批判六书说中继承了哪些东西, 哪些东西属于他独到的贡献?
一、传统六书说的三套体系
传统的六书说有三套体系, 一是载于班固(32-92 年)《汉书 • 艺文志》中、被认为是 “造字之本” 的 “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 ;一是郑众(?-83 年)《周礼 • 保氏》注中的 “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 ;三是许慎(约 58-147年)《说文解字叙》中的 “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 。一般认为, 《汉志》是迻录刘歆《七略》的内容(内有班固个人的增改)。郑众是郑兴的儿子, 郑兴是刘歆的弟子。许慎是贾逵弟子, 贾逵的父亲贾徽是刘歆弟子, 所以, 三套六书体系有一个共同源头, 那就是刘歆。郑众、许慎的六书名称和次序与刘歆不同, 显然代表了他们个人对于文字的认识。唐兰先生认为, “郑众和许慎, 无疑地都是修正刘说的”, 二家的不同, 反映了古文经学的郑 (兴)学和贾(逵)学的不同。唐先生认为, 许慎六书大概依照文字发生的前后来排列的, “依类象形” (指事和象形)和 “形声相益” (形声和会意)之间划了一个界限, 前者谓之 “文”, 后者谓之 “字” ;再加上转注和假借两样方法, 把六书分成三类。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 唐先生进而认为徐锴的 “六书三耦” 说符合许慎的原意。除了名称, 郑众的次序与许慎很不同。关于郑众六书的次序, 唐先生认为, “郑氏似乎把象形、转注、假借, 作为三种造文字的方法, 除了象形同时就是文字外, 还有会意、处事、谐声三种文字” 。所谓 “除了象形同时就是文字外”, 意思是说 “象形” 既是造字的方法, 又是一种文字类型。他说, 学者都说郑氏次序是错的, 只有南宋人叶大庆采纳了郑氏的说法。(唐兰, 2001: 60)④ 很显然, 唐先生对于郑众六书的理解接受了叶大庆的看法。
唐兰先生的三书的名称采用的是班固(也可以说是刘歆的)和许慎的;⑤ 三书的排列次序吸收许慎的做法, 按发生的先后排列;对于六书的性质, 认同徐锴的 “六书三耦” 说, 认为那就是许慎的原意。唐先生的三书说以及对于假借、转注的看法, 无疑也受到了郑众、叶大庆的影响。
对于刘歆为何立 “象事” 一类, 唐兰先生的理解是: “象形、象意、象声三种, 本已包括了一个字的形音义三方面, 不过他们把图画实物的文字, 和少数记号文字分开, 所以多出了一种 ‘象事’ 。” 又说: “至于转注和假借, 实在只是运用文字来表达无穷的语言, 跟产生新文字的方法, 他们混合在一起, 就和《诗》有 ‘六始’, 把 ‘风雅颂’ 跟 ‘比兴赋’ 混在一起是一样的。” (唐兰, 2001: 60、1981: 401)⑥对于假借为文字运用之法, 这一点是唐兰先生始终没有变的一个观点, 但对 “转注” 的看法则变化很大。《导论》初版(1981: 117-118)把为明确假借义而加注形符和在表意文字上加注音符的情况称为 “转注” 。《中国文字学》中 “文字的构成” 一章 “象形文字” 之前的内容是对《导论》相关内容的增订, 此后的内容则是新写的, 前后之间的有些说法是相矛盾的。前面还说 “转注” 是文字运用之法, 到了 “六技” 部分, “转注” 已经成为产生新的形声文字的主要途径, 他所说的 “六书的真义”, 到这个时候才完整而准确地呈现出来。
唐兰先生的文字分期, 受到《说文解字叙》 “仓颉之初作书, 盖依类象形, 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 即谓之字” 之说的影响。在发展序列上, “文” 前 “字” 后, 唐先生把 “其后” 理解为 “后世”, 认为 “形声相益” 决不是仓颉自己益的, 而人们往往对《说文叙》里的这句话有误会, 认为形声会意都是仓颉造的, 或 “误解六书是仓颉造字的六种法则, 就是造字的最原始法则” 。另外需要注意的有两点: 一、对于 “形声相益谓之字”, 唐兰先生认为是包括形声和会意二书;二、他把旧所说的指事(或象事)字一分为二, 一小部分归入象形字, 大部分归入象意字, 他的象意字包括旧所认为的会意字。经过这样一番解释, 他的 “图画→象形文字→象意文字→形声文字” (原始期→上古期→近古期)的发展序列, 就找到了权威的文献依据。但我们不能不说, 唐兰先生的这番解释很大程度上有让古人屈从自己理论的成分。
二、对于指事字的看法
在唐兰先生论证文字的历史分期中, 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 即他对于指事字的意见。
《导论》上编 “中国文字的起源(上)” 云:
至于文字学者们所热烈维持的一种古老的见解—有一种 “指事文字” (或 “象事” )发生在图形文字之前(或同时)——这是大可不必的。像 “
” 这类字, 古人以为 “指事”, 其实只是 “象意”, “一二” 和 “方圆”, 虽没有实物, 但在文字发生时, 人们早已有这种观念, 而且有代表这种观念的实物。例如计数的算子, 方形的匡, 圆形的环。所以这些文字, 还是图形, 而并不是代表抽象的意义。(唐兰, 1981: 73-74)
“上古文字的构成” 云:
学者们常以为指事在象形前, 是在上古突然产生的纯文字, 我在上面已说过, 文字是由图画逐渐变成的, 上古文字只是从形符发展成意符, 决不会先有意符, 尤其不会先有形意俱备的文字, 而后来反分作纯形符, 或纯意符, 所以指事这个名目, 只是前人因一部分文字无法解释而立的。⑦ 其实这种文字, 大都是象形或象意, 在文字史上, 根本就没有发生过指事文字。(唐兰, 1981: 86-87)⑧
改订本 “文字是怎样产生的” 云:
由六书的说法, 在文字起源的时候, 有一种指事文字, 《说文》举 “上下” 二字为例, 有些人又说 “一” 字是指事, 指事产生在象形之前。不知指事的分出是不必的, “一” 字是象形, “
” 是象意, 这种文字和牛羊马豕日月山川的图形, 是无从分先后的。(唐兰, 1981: 394)
改订本 “文字的构成 • 三书” :
指事的定义很含混, 介于象形象意之间, 大概古人觉得有一类象形字, 没有实物可指, 例如数目的一, 或形体的囗◯(方圆)等。又有些独体象意字, 前人不能归入会意(因为 “止戈为武” “人言为信” 定义很狭), 就不能不别立一个指事。用现在的眼光看来, 只是一个赘疣。旧时的指事字里面, 有一部分实在是象形字, 不过所象的是抽象的观念而不是实物。这种字里象囗◯是象方圆的形状, 但没有实物可指。(唐兰, 1981: 403-404、408)
《中国文字学》 “六书说批判” 云:
指事文字原来是记号, 是抽象的, 不是实物的图画。这些记号可能在文字未兴以前, 早就有了, 在文字发生时, 同时作为文字的一部分, 所以许氏的意思, 它们是在象形文字以前的。图画跟记号, 究竟哪一样在前, 我们且不去讨论。由我们现在看来, 这种记号引用到文字里, 它们所取的也是图画文字的形式, 所以依然是图画文字的一类, 也就是象形文字。我们看见 “一” 字, 就读出数目的 “一”, 和看见 “虎” 字就读出 “虎” 字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无需为抽象的象形文字独立一类。(唐兰, 2001: 62)⑨
唐兰先生认为许慎的六书是依照发生的前后来排列的, 所以才有上面的这些论说。对于指事字的意见, 唐兰先生前后是一贯的。他把传统的指事字加以剥离, 一部分归入象形字, 一部分归入象意字。《中国文字学》中的表述, 虽然承认了文字系统中的指事字在文字发生之前作为抽象的记号已经存在, 但并不是文字, 在文字发生时, 以图画文字的形式被吸纳到文字系统之中。唐先生关于文字发展演变的历史分期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由于材料的限制, 这种分析过于简单化, 把文字发生演变的过程看得机械化, 这都是认识上的局限。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忽略了其中有价值的重要意见。裘锡圭先生在《文字学概要》 “文字形成的过程” 一章中(裘锡圭, 2013: 2、3、4、114)说: “在原始文字产生之前, 人们还曾使用过跟所表示的对象没有内在联系的硬性规定的符号, 把这种符号用作所有权的标记, 或是用来表示数量或其他意义”, “在文字形成过程刚开始的时候, 通常是会有少量流行的记号被吸收成为文字符号的”, 例字为一二三亖等数目字, 认为它们是用抽象的形符造成的, 并称之为 “抽象的象形符号” 。 ⑩这个看法跟唐兰先生的意见是一致的, 他很可能是受到了唐兰先生的影响。
三、对于会意字的意见
唐先生说: “古文字只有象意, 没有会意。象意字是从图画里可以看出它的意义的。” 以 “武” 字为例, 认为其中的 “止” 是足形(用的是本义), 而不是停止的意义(引申义), 以足形代指荷戈的人。又说: “ ‘比类合谊, 以见指撝’, 这种会意字, 在秦以前的古文字里, 简直就没有看见过。” ⑪由于许慎没有见到过更早的图画式会意字, 所以他把 “会意” 放在 “形声” 后, 认为这种方法是后起的。(唐兰, 2001: 60、61)根据古文字材料, 对会意字所作的细致区分(象意和会意的区分), 是唐兰先生在汉字构形研究方面的一个突破。虽然前人如郑樵、林义光等对此也有所认识, 但不像唐兰先生这样有明确的意识, 且用系统的理论加以统系。裘锡圭先生(2013: 104)也说: “在上古文字里, 这种 ⑫跟后来的 ‘歪’ 一类字相似的、完全依靠会合偏旁字义来表意的字, 是非常少见的。” “在上古文字里, 用两个以上意符构成的表意字, 多数是使用形符的, 字形往往有图画意味” (如立、步), “它们的性质跟 ‘歪’ 一类会意字显然是有区别的” 。 ⑬黄德宽先生《关于汉字构形功能的确定》也有类似意见, 他说:
(折)、
(秉)、
(伐)等字虽然涉及并呈现了两种不同事物的图像, 但其意义内涵却绝非两种事物的单纯相加;从意义方面看, 其各个部分必须被组合, 还原为一个视觉整体, 根本不存在所谓 “会” 的问题;这类视觉符号虽与象形字有别, 一象 “事形”, 一象 “物形”, 但其功能却并无差异。因此, 视之为会意字的传统说法必须纠正。会意这一概念如意欲表征汉字的构形方式, 就必须着眼于汉字的内部属性, 而不能着眼于汉字表面上是否可以离析为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有关事物的视觉形象。当建立在字形与字义之间的联系, 与其说以几个相对独立的视觉形象为中介, 不如说以这几个形象之间主施和受施等诸种不可分割的关系为中介的时候, 汉字根本就不应该被表述为所谓 “会意字” 。 …… 通常所说的会意字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 由象形符号加象形符号构成, 而且每一个象形符号都以独立的视觉图像的身份呈现整个汉字的部分意义, 如吹;第二类, 虽由象形符号加象形符号构成, 但其中某一(或某些)象形符号却并非以形象显示意义, 而是以其后起的借用义或引申义参与整个汉字意义的合成, 如𩡩、雀;第三类, 各组成部分均已超越其原初构形和内涵, 完全以其后起的假借、引申义参与整个汉字的意义合成, 如尖、歪。(黄德宽, 2006: 132-133)
唐兰先生对 “图画” 一词的含义理解得比较宽泛, 裘先生谈到六类会意字, 其中 “图形式会意字” 、 “利用偏旁间的位置关系的会意字” 、 “主体和器官的会意字” 大概唐兰先生都是看作他所说的以图画示意的。这也是唐兰先生把象意字和象形字统一称为图画文字的理据所在。
唐兰先生还注意到其他存在的会意字事实: “嬲” 和 “追来为归” 、 “小大为尖” 、 “四方木为楞” 、 “大长为套” 。他说: “这种新字, 虽然只是两个字义的会合, 用的只是些记号, 和图画文字不一样, 也总还是象意字的一种变型。” 裘先生(2013: 130)把 “嬲” 和 “尖” 放在 “利用偏旁间的位置关系的会意字” 一类, 说: “利用偏旁位置关系的会意字一般是在古文字阶段造出来的。不过在汉字变得完全不象形之后, 偶尔也还造这类会意字。” “追来为归” 、 “四方木为楞” 等则归入 “偏旁连读成语的会意字” 。 唐兰先生把关注点放在古文字阶段, 对后世产生的这些字一笔带过, 不作具体深入的分析, 自然不是科学研究所应有的态度, 诚如裘先生所言, “这当然不是认真解决问题的办法” 。
四、唐兰先生是否以 “三书” 与文字的形音义三方面相比附?
学界批评唐兰先生把象形、象意、形声跟文字的形义声三方面(即文字三要素)相比附, 这可能是由于后人的误解。象形的 “形” 指的是文字所取象的客观实物之形;形音义之 “形” 指的是词的书写形式, 无论是象形字, 还是象意字、形声字, 都有这样的形, 它跟物象之形是两个层面的东西。从相关表述看, 唐兰先生不大可能将二者混同不别。
正式提出 “三书” 这个术语并进行自觉的理论论证, 是在《导论》改订本(1981: 402-403)的中编 “二、文字的构成 • 甲、三书” 一节中, ⑭文云: “我把中国文字分析为三种, 名为三书。第一是象形文字, 第二是象意文字, 这两种是属于上古期的图绘文字。第三是形声文字, 是属于近古期的声符文字。这三种文字的分类, 可以包括尽一切中国文字, 不归于形, 必归于义, 不归于意, 必归于声。” (按: 意、义二字混用) “用三书来解释中国文字的构造, 是最简便, 而且是最合理的。”
后来在《中国文字学》(2001: 65、66、68)中说: “凡是分类, 需要精密而无例外。” “象形、象意、形声, 叫做三书, 足以范围一切中国文字, 不归于形, 必归于意, 不归于意, 必归于声。形意声是文字的三方面, 我们用三书来分类, 就不容许再有混淆不清的地方。” “三书可以包括一切中国文字, 只要把每一类的界限、特征弄清楚了, 不论谁去分析, 都可以有同样的结果。” ⑮
这些话确实易生误解。我们要想对这些话作出正确的理解, 需要根据唐先生的文字发生发展观来解读。三书的分类跟他的文字分期观密切相关, 象形、象意、形声三书代表着文字演变的三个进程, 在他的体系中, 三书的形成是文字发展演变的自然结果。唐先生说: “我们的新条例是: (一)文字只有形符、意符和音符(按: ‘音’ 原作 ‘声’, 旁改为 ‘音’ ), 即象形、象意、形声(原注: 象语虽也是意符, 象声虽也是声符, 但本无其字)。(二)象形只象实物的形, 除形以外, 表示别的意义, 便非象形字。 (三)象意文字画出一切事物的动态或静态, 凡象意字都像一幅简单的画, 见画可知其意, 所以图形尽可省略, 意义不可曲折(引按: 不可曲折, 意思是说意符使用本义参与构形), 凡违反这例的, 便非象意字(原注: 按六书说出来后所新造的会意字, 不在此例)。(四)凡象意字的变为形声字, 是声化形声字。(五)凡两个以上的偏旁组合起来, 中有一个标音的, 是形声字。根据这些个条例, 我们的解释文字, 比往时容易的多了, 因为除了象实物的象形字和注音的形声字以外, 尽是象意字, 范围既定, 解释就不难了。” (《导论》下编, 1981: 262-264)《下编》(1981: 135)又有 “形符字、意符字、音符字、半音符字” 的说法。根据这些表述, 我们可以得知, 象形字使用形符, 象意字使用意符, 形声字使用音符, 所以, 所谓的 “形意声是文字的三方面”, 正确的意思应该是, 形符、意符、声符是文字的三个类别, 也就是构成文字的三种符号。只是唐先生的行文有不甚明确之处。 ⑯另外需要注意的是, 唐先生说的三书是针对古文字阶段的材料而言的, 我们要注意他讨论问题时的上古期和近古期的文字分期背景。他之所以要设立象形文字这样一个类型和发展阶段, 是因为他认为最早产生的文字是象实物之形的象形字。理解他的三书说, 必须要在他的文字发生观和分期观的观照下理解, 而且要自觉并充分把握他对各期文字构成及文字构形特点的判定。
后来裘锡圭先生在讨论汉字的性质的时候指出, “作为语言的符号的文字, 跟文字本身所使用的符号是不同层次上的东西”, 他把文字所使用的符号称为 “字符”, 汉字所使用的字符有意符、音符和记号三类, 意符又细分为形符和义符两种。(裘锡圭, 2013: 9-11) ⑰裘先生的 “字符” 所包括的这几个术语, 在唐先生的理论体系中都提出了。唐、裘是从不同的研究路径、为了解决不同的学术课题而分别提出形符、义符、意符、音符等概念的, 除音符和记号外, 其他几个术语的内涵, 在二人各自的理论体系中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而且, 在唐先生那里, 还没有把 “作为语言的符号的文字, 跟文字本身所使用的符号” 两种性质不同的东西明确分开, 显得逻辑上有些混乱。
唐兰先生的本意应该是认为, 形符、意符、声符是构成文字的三种符号。只有如此理解, 我们才能看出, 唐先生虽然使用了传统六书的名称, 但内涵已有很大不同;只有如此理解, 我们才能看到唐先生对传统六书的超越和突破, 准确把握并正确评价唐兰三书说在文字学史上的地位和贡献;只有如此理解, 我们才能明白唐先生对自己的三书说为什么如此自信。后来陈梦家在唐兰三书说基础上提出新的三书说, 裘锡圭对陈说又作了进一步的发展, 但陈、裘二位先生并没有循着唐先生的理论思路考虑问题, 而是另辟蹊径。他们把唐先生想着力分开的内容(象形字和象意字)给合并起来了, 而且把假借字纳入文字类型中, 这都不是唐先生的本意, 而与唐先生的理论体系相冲突。
陈梦家(1988: 75、76)曾说: “唐氏提出了三书说, 是在孙诒让以后第一个企图打破旧说而以古文字学重新拟构中国文字的构造的”, “唐氏系统有其独到的见地” 。唐兰先生的三书说不是另起炉灶, 而是在充分吸收历代文字学研究成果基础上, 对传统六书说作了不同层次的剥离, 这种剥离工作密切结合了文字历时的、动态的发展过程。其所作 “剥离” 工作表现在如下六个方面: 一、文与字的剥离(象形、指事和形声、会意的剥离);二、图画文字和形声文字的剥离(把文字分为上古期和近古期);三、文字构成和文字构成过程的剥离(三书和六技, 包含了造字法和用字法的剥离);四、指事字内部构成的剥离(结果是取消了指事字);五、会意字内部构成的剥离(结论是 “古文字只有象意没有会意” );六、形声字内部构成的剥离(主要是从形声字产生途径角度进行剥离, 剥离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声化象意字的析出)。 这些工作是形成他的文字分期观和文字发生发展观的重要基础, 反过来, 他的文字分期观和文字发生发展观, 又进一步影响着他对历代研究成果的评鉴、吸收和对具体文字资料的分析、利用。唐先生经常让材料屈服于自己的理论。
唐先生对于假借、转注以及声化象意字、形声字的看法, 我们分别另有专文加以讨论。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两周金文作器用途铭辞综合整理与研究” (12CYY034)的阶段性成果。
利益冲突声明
作者声明没有利益冲突。
Footnotes
①
唐兰《古文字学导论》(增订本), 1935 年初版(自序写于 1935 年 7 月 12 日, 其后的 “追记” 写于 12 月 12 日), 本文所据为齐鲁书社 1981 年 1 月影印本。齐鲁书社版《古文字学导论》有两部分内容: 一是 1935 年手写石印的讲义本, 分上编、下编两册;二是 1936 年秋的改订本, 只有上册, 与讲义本上编相当。本文引用时区别为三部分, 即上编、下编和改订本。文中所标 《导论》页码均为重印时所新标页码, 非原书旧有之页码。
②
唐兰《中国文字学》, 1949 年初版, 本文所据为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 6 月重排本。
③
《导论》改订本(1981: 404): “一个学者, 假如自命为卫道家, 或许学正宗, 这种说法, 当然会被目为离经叛道。或者依恋旧说, 不能自拔, 当然也不能接受这个新说。但如果要寻求真理, 要确实地明白文字的构造和演变, 那就非用三书说不可, 因为在革新文字学的进行中, 这是第一块的基石。”
④
唐先生所引的叶氏那句话见于《考古质疑》卷三最末一条。原文曰: “古人制字, 皆有名义, 或象形而会意, 或假借而谐声, 或转注而处事, 莫不有义存乎其间。是以成周设官, 外史达书名于四方, 行人谕书名于九岁, 凡以是也。故止戈为武(《左传》宣十二年)、反正为乏(宣十五年)、皿虫为蛊(昭元年), 见于《左传》者不一。虽然, 要难一律论也。近世王文公, 其说经亦多解字, 如曰 ‘人为之谓伪’, 曰 ‘位者, 人之所立’, 曰 ‘讼者, 言之于公’, 与夫 ‘五人为伍’ ‘十人为什’ ‘歃血自明而为盟’ ‘二户相合而为门’ ‘以兆鼓则曰鼗’ ‘与邑交则曰郊’ ‘同田为富’ ‘分贝为贫’ 之类, 无所穿凿, 至理自明, 人亦何议哉!有如 ‘中心为忠’ ‘如心为恕’, 朱晦庵亦或取之。惟是不可解者, 亦必从而为之说, 遂有勉强之患, 所以不免诸人之讥也。” (参《考古质疑 • 瓮牖闲评》,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 第 29 页)叶氏所说的 “名义” 指的是古人造字的意图所在。叶氏认为王安石通过析字来解经的方式有其合理性, 只是古人制字的名义不尽可得, 所以不同意 “惟是不可解者, 亦必从而为之说” 的做法。
⑤
《中国文字学》(2001: 68)云: “假使单从名称上看, 我们的三书有些近于刘歆、班固, 不过没有要象事, 因为这只是象形的一小部分。也没有用象声, 而采用许慎的形声, 因为纯粹的象声文字, 事实上是没有的。” 唐先生把假借称为 “象声”, 是 “本无其字, 依声托事”, 云: “一称 ‘象声’, 便无文字。除非后人在这个假借字上加上偏旁, 才可以变为新文字, 可是只要一加偏旁, 又是形声字了。” 唐先生理解的 “象声” 很难说是符合刘歆原意的, 他理解的 “象事”, 与他自己前后所说的也有矛盾, 因为他把旧所说的指事字分别归到了他所划分的象形字和象意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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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始” 之说似有误, 当为 “六诗” 或 “六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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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按——唐兰《中国文字学》(2001: 60)曾针对《汉书 • 艺文志》所记载的 “六书” 名称说: “象形、象意、象声, 本已包括了一个字的形、音、义三方面, 不过他们把图画实物的文字, 和少数记号文字分开, 所以多出了一种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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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按——《导论》下编第 135 页有 “形符字、意符字、音符字” 的说法, 对于形声字中的声符, 唐先生又称为 “半音符字” ;第 262 页则把 “形符、意符、音符” 与 “象形、象意、形声” 对应;第 293 页又云, 形声文字里列有形符, 即义符。这里的 “义符” 应该与 “意符” 意同。唐先生不太注重术语体系的构建, 使用过的术语多无明确的界说。其所说的 “音符字” 应该包 括了假借字(象声)和形声字的声符部分。按照唐兰先生的意思, 象形字使用的是 “形符”, 象意字使用的是 “意符” 。 “纯文字” 就是记号文字。因为唐先生认为象意文字是由象形文字发展而成的, 所以他说形符发展成意符。他说, 如果文字系统里开始时已经具有了形符构成的象形文字和意符构成的象意文字, 后来就不可能反而分成原始期纯形符的象形文字和上古期纯意符的象意文字两类。这种看法跟他的文字分期意见是密切关联的。 “形意俱备” 指的是形符和意符俱备。他的意思是, 文字的发展顺序只能是: 图画→形符→意符, 而不能是: 意符→纯形符、纯意符, 尤其不能是: 形符、意符俱备→纯形符、纯意符, 形符、意符俱备的文字只能产生于形符构成的象形文字之后。也就是说, 唐兰先生认为在象形文字之前不会有纯文字(记号字)发生。另, 唐先生在《致沈兼士信》(《殷虚文字记》所附, 1981: 117、119)中又说, 文字分为意符、声符两时期, 他认为, 声符时期以前, 有一个纯用意符之时期。此处所谓 “意符、声符两时期”, 也就是图画文字和形声文字两时期。这跟 《导论》的相关表述是有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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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按——《导论》上编(1981: 101): “一, 象数目之形。上古时, 或用刻契, 或用数筹, 此即象其形。旧以为指事字, 其实非是。” 归入象形字中的 “象工” 一类, 是人类智慧的产物。在讨论原始时代的中国语言的时候, 唐兰先生(1981: 70)曾说: “有一部分的语言, 是人类的智能发达以后才产生的, 像 ‘方圆’ 和 ‘一二三四’ 等的分析。” 他(1981: 108)认为 “” 已离开了图形, 只是抽象的物形, 是象意文字。《中国文字学》(2001: 66、70)先云 “一二囗◯” 是象形字, 后又把 “上下” 和 “方圆” 以及数目字看作一类, 属于象形文字中的 “玄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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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兰先生所说的 “抽象的象形文字” 相当于裘锡圭先生 “表意字” 字中的 “抽象字” 一类, “独体象意字” 相当于 “象物字式的象事字” 。裘先生的如此分类, 可能受到了唐兰先生的影响。 “” 二字, 裘先生没有在其所划分的文字基本类型 (表意、形声、假借)中谈到, 在评述六书时说, 这两个字 “用的是抽象的形符, 所代表的词不是 ‘物’ 的名称, 而是 ‘事’ 的名称” 。 “事” 指属性、状态、行为等而言。许慎也把某些用抽象的形符构成的字看作象形字。(裘锡圭, 2013: 104、123) 裘先生(2013: 12)所说的 “记号”, 采纳的是龙宇纯先生的界定, 指的是字形跟字的音义毫无关系、 “纯粹约定” 或 “硬性约定” 的文字, 这跟唐兰先生所说 “指事文字原来是记号” 中的 “记号” 一词内涵是不同的。但唐先生(2001: 94、95、96)又云: “图画文字和记号文字本是衔接起来的, 图画演化得过于简单, 就只是一个记号。” (例子为写作的鼎以及卜辞中的山与火混、足与正混。另该书第 70 页云, 文字往往朝着简易的方向演变, “慢慢地走上可以用点画来分析的路, 中国文字也就好像是一堆记号了” ;75 页云: “原始的图画文字……由于文字简化, 整体的图形, 变为线条式的笔画, 两者之间本是不可隔绝的。” ) “截至目前为止, 中国文字还不能算是记号文字, 因为我们认识一个 ‘同’ 字, 就可以很容易地认识 ‘铜’ 、 ‘桐’ 、 ‘筒’ 、 ‘峒’ 等字, 可见这还是形声文字。” “假如我们的文字始终停滞在图画文字的阶段上, 那末, 遗留到现在, 将只是无数个独立的记号, 恐怕要混乱到很难辨别了。” “我们需要声符文字(引按——即形声文字), 不需要记号文字。” 《导论》上编(1981: 126): “近古文字已不容易看出字形所代表的意义, 到近代文字里, 沿用愈久, 讹变愈多, 当然更看不出来了, 于是文字就渐变成单纯的符号了。” 所谓 “符号”, 意思就是 “记号” (唐兰, 2001: 95)。唐兰先生(1981: 32、312-313)把小篆归到古文字的范畴, 属于近古文字, 而隶书是近代文字的开端。这里所说的 “记号” 跟裘先生的 “记号” 又是相同的。裘先生(2013: 12、13)云: “在文字形成过程的开始阶段, 可能有少量长期沿用的记号吸收到文字里来, 古汉字里 、、、等数字大概就来自这种记号。除此之外, 用记号造字的情况就很难找到了。但是在汉字发展的过程里, 由于字形和语音、字义等方面的变化, 却有很多意符和音符失去了表意和表音的作用, 变成了记号。” “由于汉字字形的演变, 独体表意字的字形大都丧失了原来的表意作用。” “汉字字形的演变虽然使绝大部分独体字——它们是构成合体字的主要材料——变为记号字, 却并没有使合体字由意符、音符构成的局面发生根本的变化。汉字绝大部分是合体字。合体字的性质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 也就是汉字的性质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所以我们既要充分认识到记号字跟表意字的不同, 又不能过分夸大记号字的出现对汉字的整个体系所发生的影响。” 这些论述所表达的意思跟唐兰先生是相同的。跟唐先生一样, 裘先生也认为原始文字产生之前所使用的记数符号不是文字(裘锡圭, 2013: 3)。唐、裘二先生在使用 “记号” 这个词时, 都有两个内涵: 一是非文字的抽象的 “记号”, 一是作为文字的、但字形跟字的音义毫无关系的 “记号” 。二者的共同特点是作为 “记号” 的 “形” 与其所表达的意义之间是硬性规定的。对于指事字的看法, 裘先生跟唐先生的不同, 并不是实质上的不同, 而是对具体指事字的认识上或分析上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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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字为按照《说文》解释的 “武” 和 “信”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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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先生(2013: 11)的 “意符” 包括两类: 形符(通过自己的形象来起表意作用)和义符(通常都是由已有的字充当的表意偏旁, 它们依靠本身的字义来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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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此则称为 “新文字学” 或 “新条例”, 如《导论》下编(1981: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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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虚文字记》(1981: 80)讨论 “” 字时说: “凡文字不属于形, 必属于意, 不属于意, 必属于声。字既不能释为象形象意, 自当为形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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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中国文字学》第 60 页所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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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符是作为象形符号使用的, 它们通过自己的形象来起表意作用;义符则通常都是由已有的字充当的表意偏旁, 它们依靠本身的字义来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