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汉诸侯王玺印的一些推测 一一从长沙王玺和长沙王印说起

2008 年底至 2009 年初, 湖南省长沙市发生 “12 • 29” 古墓葬被盗系列案。案件破获后, 公安部门向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移交被盗文物共计 249 件 (套) 。其中包括两枚长沙王的印章 (图 1、2)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2009) 指出, 这两枚印章 “分别为 ‘长沙王玺’ 和 ‘长沙王印’ 。标本 141, 金质, 龟钮, 龟首上翘, 卧于印座之上, 龟与印体融为一体, 仅钮下有一圆穿, 印面呈方形, 印面阴刻篆文 ‘长沙王玺’ 四字。边长 2.2、高 2.1 厘米, 重 90 克。据盗墓分子供词, 该玺出土于 M7。真伪有待进一步鉴定。标本 142, 金质, 龟钮, 龟呈站立状, 龟首上翘, 卧于印座之上, 仅四爪掌面与印体融合, 龟身下有一凹窝, 印面阴刻篆文 ‘长沙王印’ 四字。长 1.65、宽 1.6、高 1.65 厘米, 重 32.5 克。据盗墓分子供词, 该印出土于 M11。真伪有待进一步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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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长沙王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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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长沙王印

关于诸侯王的玺印, 陈直曾总结说:

陈直所举西汉诸侯王玺共 3 件, 诸侯王印共 2 件。除 “淮阳王玺” 见于陈介祺《十钟山房印举》 (1985 卷二: 1) 外, 其余 4 件封泥亦见于孙慰祖《古封泥集成》 (1994: 33) 一书 (图 3、4、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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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河间王玺” 封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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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菑川王玺” 封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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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淮阳王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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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城阳王印” 封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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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东平王印” 封泥

据《印章印石收藏与鉴赏》 (2014: 3) 一书记载, “淮阳王玺” 为玉质印, 其钮为覆斗, 长和宽都是 2.2 厘米, 高 1.6 厘米 (图 5) 。将 “长沙王玺” 的印文, 与上述各种诸侯王玺文字进行对比可知: “长沙王玺” 四字形体过于生硬、潦草, 笔画绵软无力, 凿刻甚为粗糙。 “玺” 字上部所从 “尔” 旁中的 “㸚”, 写作 “”, 与其他形体相差甚远。此外, “长” 字上部较常见形体多出一横笔。根据 《中国科学技术史 • 度量衡卷》 (2001: 201) 一书, “淮阳王玺” 的长和宽都是 2.2 厘米, “长沙王玺” 边长 2.2、高 2.1 厘米, 均约合汉尺一寸。 “淮阳王玺” 高 1.6 厘米, “长沙王印” 长 1.65、宽 1.6、高 1.65厘米, 均约合汉尺七分。也就是说, “长沙王印” 的边长和高度, 约为 “长沙王玺” 的 70-80%。 “城阳王印” 、 “东平王印” 封泥形状不太规则, 其尺寸无法与 “河间王玺” 、 “淄川王玺” 封泥进行 对比。从重量上看, “长沙王印” 仅为 “长沙王玺” 的 1/3。可见, 诸侯王玺的规格要高于诸侯王印。 另外, “淮阳王玺” 为玉质, 罗福颐曾指出: “今传世 ‘淮阳王玺’ 则是玉印, 以殉葬用, 故不必依照 制度。” (1981: 41)

目前所见的西汉诸侯王玺、印中, 传世品有 “淮阳王玺”, 出土物的有 “滇王之印” (图 8) 。然而, “淮阳王玺” 为玉质、覆斗钮, 其质料和钮制均不具代表性。因此, 能与 “长沙王玺” 和 “长沙王印” 进行对比的, 仅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 (1956 年 11月—1957 年 1 月) 出土的 “滇王之印” 。云南省博物馆 (1959: 113) 指出 “此印出于漆棺底部, 通体完好如新。印作蟠蛇钮, 蛇背有鳞纹, 蛇首昂向右上方。印面每边长 2.4 厘米, 印身厚 0.7 厘米, 通钮高 2 厘米, 重 90 克。钮和印身是分别铸成后焊接起来的。文乃凿成, 笔划两边的凿痕尤可辨识, 篆书, 白文四字, 曰 ‘滇王之印’ 。按《史记 • 西南夷传》曾载, 汉武帝元封二年, 滇王尝羌降于汉, 汉 ‘赐滇王王印, 复长其民’ 。此印是否即汉武所赐之印, 无从肯定。惟其为西汉时一代滇王之印则无疑问。又按汉代玺印制度, 诸侯王印无蛇钮之制, 传世四夷王侯邑长印亦罕见作蛇钮者, 且一般王侯及文职官印, 印文多数都是铸成的 (军用印有凿成者, 乃急于封拜, 不及铸造之故), 此印文乃凿成, 疑为仓促间制作用以殉葬者。此印的发现, 对石寨山这批古墓的年代和墓主身份的推断, 提供了重要证据, 也印证了《史记》及两汉书所载滇国史事基本上皆为实录。” 科学发掘出土的 “滇王之印”, 为我们认识 “长沙王玺” 和 “长沙王印” 提供了重要依据: “滇王之印” 与 “长沙王玺” 的尺寸、重量基本吻合。 “滇王之印” 的印文是 “凿成” 的。发掘者根据印文推测, “滇王之印” 是 “仓促间制作用以殉葬者” 。吴朴 (1959) 、王仲殊 (1959) 、张振新 (1993) 等学者均倾向于将 “滇王之印” 视为 “汉朝赐给的王印” 。同时, 王仲殊 (1959) 又指出: “我并不完全排除这样的一种可能性, 即所发现的 ‘滇王之印’ 也许是为随葬而另行制作的, 但它的形制则应该是完全仿照汉朝所给的原来的那一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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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滇王之印

以上是我们对实物资料所作的总结。传世文献中有一些相关记载, 对于我们研究西汉时期诸侯王玺印制度至关重要。

诸侯王有 “玺绶” 。《汉书 • 百官公卿表》: “诸侯王, 高帝初置, 金玺盭绶, 掌治其国。” (卷一九: 741) 《文三王传》: “哀帝建平中, ……丞相﹑御史请收王玺绶, 送陈留狱。” (卷四七: 2218) 《王莽传》: “五威将帅七十二人还奏事, 汉诸侯王为公者, 悉上玺绶为民, 无违命者。” (卷九九: 4118) 《诸侯王表》: “汉诸侯王厥角首, 奉上玺韨, 惟恐在后, 或乃称美颂德, 以求容媚, 岂不哀哉！” 颜师古注引应劭曰: “言王莽渐渍威福日久, 亦值汉之单弱, 王侯见莽篡弒, 莫敢怨望, 皆顿角稽首至地而上其玺绶也。” (卷一四: 396-397)

西汉王朝曾赐南越王 “玺绶” 。《汉书 • 高帝纪》: “五月, 诏曰: ‘粤人之俗, 好相攻击, 前时秦徙中县之民南方三郡, 使与百粤杂处。会天下诛秦, 南海尉它居南方长治之, 甚有文理, 中县人以故不耗减, 粤人相攻击之俗益止, 俱赖其力。今立它为南粤王。’ 使陆贾即授玺绶。它稽首称臣。” (卷一: 73) 《西南夷两粤朝鲜传》: “因为书称: ‘蛮夷大长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书皇帝陛下: 老夫故粤吏也, 高皇帝幸赐臣佗玺, 以为南粤王, 使为外臣, 时内贡职。……’ ” (卷九五: 3851) 《终军传》: “天子大说, 赐南越大臣印绶, 壹用汉法, 以新改其俗, 令使者留填抚之。” (卷六四: 2821)

西汉王朝曾赐匈奴单于 “玺绶” 。《汉书 • 宣帝纪》: “匈奴呼韩邪单于稽侯来朝, 赞谒称藩臣而不名。赐以玺绶﹑冠带﹑衣裳﹑安车﹑驷马﹑黄金﹑锦绣﹑缯絮。” (卷八: 271) 《匈奴传》: “更始二年冬, 汉遣中郎将归德侯飒、大司马护军陈遵使匈奴, 授单于汉旧制玺绶, 王侯以下印绶, 因送云、当余亲属贵人从者。” “建国元年, ……故印文曰 ‘匈奴单于玺’ , 莽更曰 ‘新匈奴单于章’ 。……明日, 单于果遣右骨都侯当白将率曰: ‘汉赐单于印, 言玺不言章, 又无汉字, 诸王已下乃有汉言章。今 (印) [即]去玺加新, 与臣下无别。愿得故印。’ ” (卷九四: 3829、3820-3821)

诸侯王有印。《史记 • 高祖本纪》: “乃遣张良操印绶立韩信为齐王。” (卷八: 376) 《淮南衡山列传》: “孝日益亲幸。王奇孝材能, 乃佩之王印, 号曰将军, 令居外宅, 多给金钱, 招致宾客。” (卷一一八: 3096)

西汉王朝曾赐其他夷王 “印绶” 。《史记 • 西南夷列传》: “元封二年, 天子发巴蜀兵击灭劳﹑靡莫, 以兵临滇。滇王始首善, 以故弗诛。滇王离难西南夷, 举国降, 请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 赐滇王王印, 复长其民。西南夷君长以百数, 独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 最宠焉。” (卷一一六: 2997) 《汉书 • 匈奴传》: “左伊秩訾惧诛, 将其众千余人降汉, 汉以为关内侯, 食邑三百户, 令佩其王印绶。” 颜师古注: “虽于汉为关内侯, 而依匈奴王号与印绶。” (卷九四: 3806) 《西域传》: “王复欲害忠, 忠觉之, 乃与容屈王子阴末赴共合谋, 攻罽宾, 杀其王, 立阴末赴为罽宾王, 授印绶。” “冯夫人锦车持节, 诏 (焉) 乌就屠诣长罗侯赤谷城, 立元贵靡为大昆弥, 乌就屠为小昆弥, 皆赐印绶。” “后公主上书, 愿令女比宗室入朝, 而龟兹王绛宾亦爱其夫人, 上书言得尚汉外孙为昆弟, 愿与公主女俱入朝。元康元年, 逐来朝贺。王及夫人皆赐印绶。” (卷九六: 3885-3886、3907、3916)

根据以上所举文献, 结合传世品、出土品和追缴品, 我们尝试对西汉时期诸侯王玺印制度进行推测:

西汉初年, 汉高祖设置了诸侯王玺。到了始建国二年, 诸侯王的 “玺绶” 被王莽收缴。在此期间, 西汉诸侯王都应该持有 “玺绶” 。陈直所谓 “称玺为武帝元狩四年以前制度, 以后则皆称印” 的说法不成立。诸侯王玺是合法的象征, 其规格要高于诸侯王印。因此, “长沙王玺” 的尺寸和重量, 均大于 “长沙王印” 。诸侯王印应具有一定程度的法律效力, 但不如诸侯王玺。衡山王刘赐将衡山王印给了次子刘孝, 是因为衡山王印是可以佩戴的。 “佩之王印” 表示对其才能的承认。刘赐没有将衡山王玺授予刘孝, 是因为衡山王玺应由朝廷赐予, 而且放置在专门之处, 由专人看管。这从皇帝三玺的情况可以看出。《汉书 • 霍光传》: “受皇帝信玺、行玺大行前, 就次发玺不封。” 颜师古引孟康曰: “汉初有三玺, 天子之玺自佩, 行玺﹑信玺在符节台。” (卷六八: 2940、2943) 诸侯王玺的作用相当于 “皇帝信玺” 和 “皇帝行玺” ；而诸侯王印的作用则相当于 “皇帝之玺” 。至于汉高祖以 “印绶立韩信为齐王”, 是其立朝之前, 诸侯王玺印制度应该还未确立, 不在我们所讨论的范围之内。

对于南越王和匈奴单于, 西汉朝廷格外礼遇, 不仅赐其 “玺绶”, 还附带 “赐南越大臣印绶”, 赐匈奴 “王侯以下印绶” 。匈奴单于的 “匈奴单于玺”, 于建国元年被王莽改为 “新匈奴单于章” 。在此期间, 匈奴单于应该是有 “玺绶” 的。对于来投诚的一般夷王, 西汉王朝仅赐印。因此, “滇王之印” 与 “长沙王玺” 在尺寸、重量两个方面都是一致的。

当然, “滇王之印” 与 “长沙王玺” 并非完全相同, 形制上也还存在较大差异: 前者为蛇钮, 后者为龟钮。这也可能是诸侯王与夷王印信形制的区别。张振新 (1993) 罗列了不少秦汉时期的蛇钮铜印。王仲殊 (1959) 曾指出, “滇王与汉朝诸侯王有所区别, 其印章形制自当可以与诸侯王的不完全一样” 。这一区别一直延续到东汉时期。1784 年, 日本九州岛福冈县糟屋郡志贺町出土一枚 “汉委奴国王” 金印, 著录于《中国大百科全书 • 考古学》 (1986: 185) 一书: “边长 2.3 厘米, 印台高约 0.9 厘米, 台上附蛇形钮, 通体高约 2.2 厘米, 重 108 克。” 1981年 2 月, 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县甘泉镇砖瓦厂一名工人在二号汉墓附近发现一枚 “广陵王玺” 。原考古报告 (南京博物院, 1981) 指出: “此印为纯金铸成, ……长宽各2.3 厘米, 厚 0.9 厘米, 上有龟钮, 通钮高 2.1 厘米, 重 123 克。”

从印文质量来看, “滇王之印” 明显优于 “长沙王玺” 而劣于 “长沙王印” 。我们推测: “长沙王印” 较有可能是墓主生前所用之物。 “长沙王玺” 的实用物作为合法性的标志, 应该要交给朝廷, 无法随葬。现在看到的 “长沙王玺”, 较之 “滇王之印”, 更可能是 “仓促间制作用以殉葬者” 。殉葬品字体草率在出土物中并不鲜见。罗福颐指出: “由湖南长沙汉利仓墓出 ‘长沙丞相’ 、 ‘轪侯之印’ 二铜印, 其文字刻工均极草率, 一见而知是殉葬物, 非实用品。” (1981: 40) “长沙王玺” 与 “淮阳王玺” 应该都是殉葬品。前者是印文字体草率, 后者是印料和钮制有别。这正与罗福颐在《古玺印概论》 “职官迁、死必解印绶” 中所提出的 “虽王侯亦不能以实用品为殉” 的总结相符。 (1981: 40-41) 与这两枚印章相比, “滇王之印” 与 “实用品” 则更为接近了。

综上所述, “长沙王玺” 和 “长沙王印” 的出现, 为学界梳理西汉诸侯王玺印制度提供了重要数据, 也对传世文献的一些记载进行了印证。这些记载主要见于《汉旧仪补遗》: “诸侯王印, 黄金橐驼纽, 文曰玺, 赤地绶。” 孙星衍校: “《汉书 • 百官公卿表》注、《通典》卷三一皆作 ‘诸侯王黄金玺’ 。又 《续汉书志》补注引《东观书》亦作 ‘复设诸侯王金玺綟绶’ 。据疑此引 ‘黄金’ 当在 ‘印’ 上, 且 ‘印’ 亦当作 ‘玺’ 。” (卷上: 93、96) 现在看来, 诸侯王有玺有印, 均为黄金龟钮。诸侯王玺的规格和法律效力都高于诸侯王印, 且由朝廷赐予和收回。诸侯王印应具有一定程度的法律效力, 是中央铸造还是诸侯王在受玺之后自己铸造, 尚难断定。至于玉质覆斗钮的 “淮阳王玺”, 因其仅用作随葬品, 当不完全符合实用玺印的制度。南越王和匈奴单于一直受到西汉朝廷的格外礼遇, 由朝廷赐予 “玺绶” 。南越王玺的情况不明。单于玺文为 “匈奴单于玺”, 印钮不明。其他夷王则只有印, 由朝廷赐予, 目前情况清楚的只有 “滇王之印”, 黄金蛇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