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摘要
虢季子白盘的纹饰及书风均带有春秋初期的特点, 铭文历日于宣王、平王（携王）纪年均合。由于长期以来受史料所限而对于西周灭亡, 周二王并立时期的史实认识不清, 造成多数学者倾向于将虢盘时代定于周宣王十二年。清华简《系年》第二章简文, 提供了在携王正统观念下的史官叙述, 使我们对于这段历史的认识较以往有了很大的进步, 同时也提示我们重新考虑虢盘断代在携王十二年的可能。
与毛公鼎、散氏盘并称为 “三大青铜瑰宝” 的虢季子白盘（以下简称虢盘）, 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虢盘传清道光年间（1840 年）出土于陕西宝鸡虢川司（今属宝鸡市陈仓区）。该器通高 41.3 厘米、口横 130.2、纵 82.7 厘米, 重 215.3 千克。器形呈圆角长方槽形, 直口方唇, 下腹收敛, 平底下有四个矩型足, 四壁各有兽首衔环耳一对, 口沿下饰窃曲纹, 腹饰波带纹, 工艺精湛, 硕大庄重。
虢季子白盘（《铭图》14538）
盘内底部中央铸有 8 行 111 字铭文, 为论述方便先将虢盘之铭文（《集成》10173, 图 2）作严式隶写如下:
隹（惟）十又二年正月初吉丁亥, 虢季子白乍（作）寶盤, 不（丕）顯子白, 壯武于戎工（功）, 經緯亖（四）方, 薄伐玁狁, 于洛之陽, 折首五百, 執訊五十, 是㠯（以）先行, 
（桓桓）子白, 獻馘于王, 王孔加（嘉）子白義, 王各（格）周廟
宣（榭）, 爰卿, 王曰: “白父, 孔
又（有）光, 王睗（錫）乘馬, 是用左（佐）王, 睗（錫）用弓, 彤矢其央, 睗（錫）用戉（鉞）, 用政（征）䜌（蠻）方。” 子子孫孫, 萬年無彊（疆）。
由于铭文记载周人与玁狁的战事及虢周关系、周代政治地理、献俘礼及赏赐制度等, 所以虢盘受到学者的相当重视, 唐兰先生（1995: 415-426）曾断定虢盘的时代在宣王十二年, 今之学者多从其说。
包括虢盘在内, 目前共发现有五件青铜器铭文与玁狁战事有关, 学界亦一般认为时代集中在西周厉、宣时期, 即厉王时的多友鼎铭（《集成》02835）、宣王时的不
簋铭（《集成》04328）、宣王五年的兮甲盘铭（《集成》10174）以及四十二年
鼎铭（《新收》745）。据彭裕商（2004）、李峰（2007: 164-219）等先生研究, 从西周中期一直到春秋初期, 玁狁一直是周人的巨大威胁。这样, 与长期的玁狁之患相比, 反映此事的铭文却基本集中在宣王时期, 启人思索。
虢盘即早有学者发表过不同意见（高鸿缙, 1970: 213-215）, 认为此器 “非平王十二年, 即桓王十二年”, 可惜没有得到更多的证据支持。虢盘虽自名为盘, 但形制特殊, 故无法找到与之相类的青铜器就器形方面进行比较。唐兰先生的论述亦主要以书法、年月、史实、文体等方面说明虢盘不会早到夷王时代, 又主要以年月、出土地等结合史实来说明它不是东周时期的铜器, 并没有涉及形制、纹饰等方面的观察。我们知道青铜器纹饰对于判断青铜器的年代有着重要的参照作用（王世民等, 1999: 3-4）。笔者曾绎读清华简《系年》第二章等有关文献（杨博, 2016）, 深感其 “晋人焉始启于京师” 之记载恐于此问题亦有较大关涉, 故拟结合器铭与简文对虢盘年代及相关历史问题略陈管见, 以就教于师友同好。
虢季子白盘（《集成》10173）铭文拓片
一
虢盘口沿下所饰的窃曲纹, 纹饰形式较复杂, 其共同特征是每一种图案的基本母题皆是卷曲的细长条纹, 这种纹饰在青铜器上往往连成带状, 饰于器物的口沿下、盖缘及钟的篆部作主纹饰使用。其始见于西周中期之初, 自此一直盛行至春秋早期, 春秋中期仍有所见。容庚先生等（容庚、张维持: 1984: 115）指出 “窃曲纹中多含有目形和兽角的形状, 故知其从动物形象变化而来”, 是很有道理的。
据朱凤瀚先生的研究（2009: 579-580）, 虢盘所饰窃曲纹在构成上属
形窃曲纹的 B 型, 应属中目形窃曲纹, 其形制特征是形中间嵌以目纹, 两端皆作两叉状, 其一端之一叉内折后平伸末端外钩。在组合上则不同于 B 型的一正一倒并列构成一组重复出现形成纹饰带的特点, 而与主要见于春秋早期的 C 型相类, 即以单独的形重复出现构成纹饰带, 故而在具体形象上有所差别。
可以看出, 虢盘的单个窃曲纹饰与三门峡上村岭 M1601:15 盘（朱凤瀚, 2009: 587）相近, 而组合形式又与新郑唐户 M9:3 壶（朱凤瀚, 2009: 587）类似（图 3）,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两件器物的年代均属春秋初期。
形窃曲纹
波带纹或称 “波曲纹” “波线纹” “环带纹” “山纹” “幛纹” 等, 其始见于西周中期, 盛行于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 春秋早期后仍可以见到。其多饰用于器物腹部作主纹饰。其状如一条宽阔的（或几条窄而并列的）带子, 呈现波状起伏形象, 波峰间的空隙常填有近似眉、口的纹样。虢盘所饰波带纹属于朱凤瀚先生所论之Ⅲ式（白川静, 1989: 201）, 与大克鼎（朱凤瀚, 2009: 588）、苏家垅曾中斿父方壶等器物的纹饰相同（朱凤瀚, 2009: 1731）。其特点是每一峰间左右对衬起两折, 中间或夹以并列的条纹, 眉、口状纹或在每一空隙皆有, 时代自西周晚期初叶盛行至春秋早期。
Ⅲ式波带纹
再就虢盘铭文书体来看, 早年孙次舟先生（1940）即指其 “上承西周末年文字体势, 而下开石鼓等器文之风格”, “就文字体势上比较观之, 吾定虢季子白盘为东周桓王十二年作物。” 虢盘铭文字形规整而瘦劲, 多方笔, 据图 5 确实与已知的春秋时期秦国文字有共同特征（朱凤瀚, 2009: 650）, 唐兰先生也认为虢盘的文字与春秋时期的秦公簋铭十分相近。近年来, 学者亦曾取虢盘铭 “宀” 、 “易” 等关键字符作类型分析, 结论以为 “东周初年无疑。” （刘华夏, 2010）再从铭文文体看, 其基本上是四字韵文, 语言洗练, 亦不与年代属宣王时期的兮甲盘铭、四十二年
鼎铭等器铭相类。
虢盘铭文字体与春秋秦文字字体比较
综上所述, 虢盘所饰窃曲纹类型主要见于春秋早期；所饰波带纹型式自西周晚期初叶盛行至春秋早期, 相较大克鼎而言, 在波纹中间所夹纹样上与湖北京山苏家垅出土的春秋早期曾国器物更加相近；此外在字体上亦可找出与春秋初期秦文字相似的特征。这样, 从纹饰和书体上均昭示了虢盘年代似有着春秋早期甚或春秋初期的可能。
二
北京故宫博物院现藏有西周晚期虢文公子
鼎（《集成》02634）, 其铭云 “虢文公子作叔妃鼎, 其万年无疆, 子子孙孙用享。” 1957 年河南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 M1631 还出土有虢季氏子鬲（《集成》00683）, 铭文 “虢季氏子作宝鬲, 子子孙孙永宝用享。” 可知虢文公属虢季氏, 《国语 • 周语上》云: “宣王即位不籍千亩, 虢文公谏曰……”, 韦昭注云: “西虢也。宣王都镐, 在畿内” 的见解也是正确的。虢盘出土地正在西虢范围之内, 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有虢季氏子组器（《集成》00661-00662）, 亦出在宝鸡一带, 均说明虢季氏应在西虢。
西虢故地, 文献多以为在陕西宝鸡以东不远: 如《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 “虢故城在岐州陈仓县东（西）[四]十里” 《秦本纪》记: “（秦武公十一年, 前 687）灭小虢。” 裴骃《集解》引班固曰: “西虢在雍州。” 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云: “故虢城在岐州陈仓县东四十里。次西十余里又有城, 亦名虢城。《舆地志》云此虢文王母弟虢叔所封, 是曰西虢。” 《水经注》卷十八《渭水中》又有: “（雍）县故秦德公所居也。《晋书 • 地道记》以为西虢地也。《汉书 • 地理志》以为西虢县。《太康地记》曰: ‘虢叔之国矣, 有虢宫。平王东迁, 叔自此之上阳为南虢矣。’” 《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关内道二 • 凤翔府》云: “虢县……古虢国故地, ……是曰西虢。” 1990 年发掘的上村岭 M2001 出土铜器多带有 “虢季” 铭文, 可知其后随西虢东迁。
北京颐和园现藏亦有虢宣公子白鼎（《集成》02637）, 学者一般认为子为虢文公子, 子白为虢宣公子（李学勤, 1999: 207-210）。唐兰先生判断虢宣公子白鼎的形制、纹饰至早不过厉王世（图 6）。此外有上村岭 M2001 大墓出土春秋初期虢季鼎（《近出》334）, 与虢宣公子白鼎等在窃曲纹、垂鳞纹等纹饰及粗长蹄足之形制等方面类似, 或可见其器形与纹饰之演变规律。
虢宣公子白鼎与虢季鼎
除《国语 • 周语》外, 《史记 • 周本纪》记: “（宣王）十二年, 鲁武公来朝, 宣王不修籍于千亩, 虢文公谏曰……”, 若依《周本纪》所记, 则宣王十二年之虢公为虢文公。联系虢文公子鼎亦可知虢盘断代在宣王十二年似不妥。
文献还记载幽王时有虢石父, 《国语 • 晋语》等文献称幽王宠信虢石父, 《吕氏春秋 • 当染》亦曾云: “（周）幽王染于虢公鼓、祭公敦”, 是虢石父名 “鼓” 。虢盘铭 “虢季子白”, 陈梦家先生认为即虢季氏子白, 由《礼记 • 檀弓上》 “戎事乘翰” 注云 “翰, 白色马也” 、《易 • 贲》曰 “白马翰如” 等, 疑即《纪年》所记幽王既死立王子余吾之虢公翰（陈梦家, 2004: 327-330）。如此, 幽王宠信虢石父, 虢氏当与幽王、伯服一党, 故虢公翰拥立携王于虢。若陈梦家先生所言不误, 则虢公以 “翰” 为名, “子白” 为字, 与 “虢石父” 并非一人, “虢石父” 或即是其父。从虢盘铭文亦可看出, 或惟拥立之功, 才能让虢季子白享有 “左（佐）王……睗（锡）用戉（钺）” 以 “经纬亖（四）方” 这样崇高的政治地位与待遇。
此外彭裕商先生亦曾综合传世文献和金文材料, 排列宣王时有年代可考的史实, 推得结论为宣王平定淮夷在前, 征伐犬戎在后。淮夷的平定在十八年以前, 见于记载的征伐犬戎是从宣王三十一年才开始的。这种推断也比较合乎情理, 因为一个实力不够强大的王朝不宜同时开辟两个战场, 否则人力财力均难以支撑。
三
虢盘铭 “隹（惟）十又二年正月初吉丁亥”, “初吉丁亥” 这种说法, 学者或以为至春秋后乃演变为仅仅表示吉利意义的一种虚文套话（王和, 1987）, 而可定虢盘为 “桓王十二年” 及以下年代, 但是目前我们并不能完全确定这种习俗从东周初年到春秋早期即已普遍实行, 故所说并不太具有适用性。查张培瑜先生《中国先秦史历表》得周宣王十二年（前 816）正月戊子朔, 平王十二年（前 759）正月丙戌朔（1987: 59、63）, 方诗铭先生等《中国史历日和中西历日对照表》云周宣王十二年与平王十二年均为正月初一日丁亥（2007: 7、22）, 按干支纪日表丙戌、丁亥、戊子三日相连, 故正月初吉丁亥的月相与宣王十二年、平王十二年均相合。唐兰先生根据《国语 • 晋语》及《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孔颖达正义引古本《纪年》等文献记载, 认为虢氏是携王的党羽, 平王十二年绝不会重用虢氏的人, “至于携王一方面只依靠虢族, 而给别的诸侯所替, 就更不会有薄伐玁狁的事情。所以从年历看, 宣王以后是决无可能的。” 清华简《系年》第二章亦主要涉及周平王东迁的相关史事及年代, 对我们了解这一段史事有着重要的帮助。简文云:
周幽王取妻于西申, 生平王, 王或（又）取褒人之女, 是褒姒, 生伯盘。褒姒嬖于王, 王与伯盘逐平王, 平王走西申。幽王起师, 回（围）平王于西申, 申人弗畀。曾（缯）人乃降西戎, 以攻幽王, 幽王及伯盘乃灭, 周乃亡。邦君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 是携惠王。立廿又一年, 晋文侯仇乃杀惠王于虢。周亡（无）王九年, 邦君诸侯焉始不朝于周, 晋文侯乃逆平王于少鄂, 立之于京师。三年, 乃东徙, 止于成周, 晋人焉始启于京师, 郑武公亦正东方之诸侯。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正义引《汲冢书纪年》云: “（伯盘）与幽王俱死于戏。先是, 申侯、鲁侯及许文公立平王于申, 以本大子, 故称天王。幽王既死, 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周二王并立。” 此外《通鉴外纪》卷三引《汲冢纪年》则云: “幽王死, 申侯、鲁侯、许文公立平王于申, 虢公翰立王子余, 二王并立。” 可以看出, “邦君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 是《系年》与传世文献有关携王史事记载的主要不同。
《系年》此处叙事的立场并不同于《纪年》的立场, 早已为李学勤先生指出（2012）。所谓 “邦君” 广义上泛指一邦之君, 狭义特指王畿之内的封君（任伟, 1999）, 如此 “邦君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 之 “邦君诸正” 正是代表宗周王室正统的畿内封君与王朝职官, 简文下文的 “立廿又一年” 的纪年, 也即是从携王的。这些似均可说明《系年》的叙事立场是站在携王的角度。谥号 “惠” 是善谥: 《逸周书 • 谥法》言: “柔质受课曰惠”, 《史记正义 • 谥法解》则作: “柔质慈民曰惠, 爱民好与曰惠。” 如此, 《系年》简文应该直接称 “惠王” 便是, 没有必要再称 “携惠王” 。 “携” 当仍理解为系虢国境内的邑名更为圆融。总之, 《系年》简文站在 “携王” 立场叙事, “二十一年” 即为 “携王二十一年” 。
但是《系年》简文 “周亡（无）王九年” 又引起了新的讨论。实际上, 简文与《纪年》的主要区别在于简文史事记述与《纪年》是两种不同的体系。按照此段文字之语法关系与语序, “周亡王九年” 应理解作携王被晋文侯杀后, 周王朝乃有九年无王, 而周平王是在无王九年后方立。《纪年》所云在携王立前平王已以太子身份先立, 并被称为 “天王” 。携王被立后, 出现 “周二王并立” 局面。可见《系年》实际是不承认携王在位时平王先已被立为王, 而《纪年》则是强调平王之太子与 “天王” 身份的。二者所以发生差别的原因, 应是缘于各自所本记述此段史实的史官之立场与史观的不同。照此看来, 简文与《纪年》所记的基本史事与发生之年代并无不同, 此说似能较圆融解决年代抵牾之问题（杨博, 2018）。
如是, 则平王十二年实即携王十二年, 作为王室正统得到 “邦君诸正” 支持的携惠王, 其力量并不像《纪年》记载的那样仅仅依靠虢氏, 虽然此时平王不会重用虢氏, 但扶持携王的虢氏还是应该有实力薄伐玁狁的。我们知道, 玁狁除曾见于上文列五篇铭文外, 尚见于《诗 • 小雅》中《采薇》、《出车》、《六月》及《采芑》等诗篇, 犬戎在年代属于西周的史料中却从未见过, 于此王国维曾经论述（2001: 369-383）:
古之獯鬻、玁狁, 后人皆被以犬戎之名。则攻幽王、灭宗周之犬戎, 亦当即宣王时之猃狁。不然, 猃狁当懿宣之间, 仍世为患, 乃一传至幽王时绝无所见, 而灭宗周者乃出于他种族, 此事理之必不可信者也。
蒙文通（1958: 8-14）、沈长云（1983）、尹盛平（1985）等多数学者均赞同犬戎即是玁狁, 李峰先生（2007: 388-392）根据《诗 • 出车》中西戎作为玁狁的代名词使用, 多友鼎和不簋也将玁狁称为 “戎” 等记载, 及 “猃” 字带有 “犬” 的含义等, 认为 “当玁狁逐渐以猃狁形式出现时, 与猃有关的犬概念即促成了‘犬戎’词语的诞生。” 如此, 与玁狁有着亡国灭家之恨的携王, 出兵征伐之, 自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四
虢盘出于西虢, 《史记 • 周本纪》记载 “（犬戎）遂杀幽王于骊山之下, ……尽取周赂而还”, 说明犬戎虽然攻破宗周, 但最终并未侵占西周的土地, 彭裕商先生考证东周初期王室仍有能力保有关中丰镐一带地区。携王也因此得到以宝鸡为中心的西虢支持而得以在宗周立足, 故虢盘铭云: “王各（格）周廟宣
（榭）” 。
虢盘铭 “薄伐玁狁, 于洛之阳”, 洛之阳的地望问题也一直受到学者的关注。陈梦家先生指出此洛水何在不易确定；王玉哲先生曾认为是河南伊洛之洛水, 辨之甚详（2002: 233-244）。彭裕商先生在此基础上考察河南之洛和陕西之洛, 指出除《小雅 • 瞻彼洛矣》 “瞻彼洛矣, 维水泱泱” 一例毛传释为泾洛之洛外, 先秦典籍中几乎找不到一条所称之洛是指泾洛之洛的确凿例证。陕西泾洛之洛, 先秦典籍一般称 “漆沮”, 如《周颂 • 潜》 “猗与漆沮, 潜有多鱼。” 《小雅 • 吉日》 “漆沮之从, 天子之所。” 《诗经》所记关中山水不见洛而仅有漆沮, 晚出文献《周礼 • 职方氏》于 “雍州” 则云: “其川泾渭, 其浸渭洛。” 有洛而未见漆沮。可知陕西之洛本名漆沮。漆沮之为洛, 如《史记 • 夏本纪》: “东过漆沮, 入于河。” 《集解》云: “孔安国曰: ‘漆沮, 一水名, 亦曰洛水, 出冯翊北’。” 由此彭裕商先生提出虢盘的年代牵涉到漆沮水何时改称洛水的问题。
《水经注》卷十九《渭水下》云: “（渭水）又东过华阴县北。郦注: 洛水入焉, 阚骃以为漆沮之水也。” 《说文》: “洛水出左冯翊归德北夷界中, 东南入渭。段玉裁注: ‘《禹贡》导渭节谓之漆沮。’” 泾洛之洛在宝鸡以北, 为犬戎所据。由于虢盘出在西虢, 携王十二年的这次伐玁狁的战事发生在泾洛之洛的可能性要更大些。这也恰好解释了彭裕商先生提出的《小雅 • 吉日》仍称漆沮, 何以宣王时已有 “洛” 称的问题。
《系年》简文云 “晋文侯乃逆平王于少鄂, 立之于京师” 。 “京师” 一地, 笔者已有简论（2016）。简文将 “晋人焉始启于京师” 与 “郑武公亦正东方之诸侯” 并列, 正如《国语 • 周语中》云 “我周之东迁, 晋、郑是依”, 似指明 “京师” 与 “东方” 相对, 应在西方, 相对于郑在东方（成周）而言, 那么 “京师” 则应指以宗周为中心的地区, 在西周末年至东周初年, 这片地区也正是以京或曾以京为名的最集中的地区。可见简文意在指出东周初年王室权力混乱的情形下, 晋人将触角扩展到京师地区。值得注意的还有《史记 • 秦本纪》的一段记载:
西戎犬戎与申侯伐周, 杀幽王郦山下。而秦襄公将兵救周, 战甚力, 有功。周避犬戎难, 东徙雒邑, 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 赐之岐以西之地。……十二年, 伐戎而至岐, 卒。……十六年, 文公以兵伐戎, 戎败走。于是文公遂收周馀民有之, 地至岐, 岐以东献之周。
据此可知, 首先秦为平王一党, 与携王、西虢为敌对关系。其次按《十二诸侯年表》秦文公十六年为前 750 年, 则秦文公伐戎至岐与《系年》简文记载携王二十一年 “晋文侯仇乃杀惠王于虢” 为同年发生之事。携王时在西虢, 晋文侯得以杀之, 其势力范围必然已达到该地。而秦在此年则以 “岐” 为界占有包括西虢之地在内的西部地区, 秦得赐 “岐以西之地” 将 “岐以东献之周”, 或可看出秦、晋联合灭亡携王, 以 “岐” 为界将宗周地区瓜分的痕迹, 亦可知 “京师” 的西界当在 “岐” 。如此按照多友鼎铭 “多友西追” 的说法, “京师” 当包括东以镐京为限, 西到 “岐” 地, 包括镐京、丰京、豳地、岐地等在内的广袤地区。
需要留意的是由于东方一直封有诸侯, 而京师作为宗周地区并未有大量封侯, 所以简文言 “启于京师”, 实际上亦正如 “郑武公亦正东方之诸侯” 那样, 晋文侯不像秦文公那样占领岐西之地, 只是成为包括秦在内的西方诸侯之长。自晋昭侯始, 晋人陷入旷日持久的 “曲沃代翼” 的内耗之中, 而秦人得以继续东进, 直至晋惠公六年（前 645）的韩原之战起, “河西” 成为秦、晋疆土分界之处, 而秦、晋河西之争更是持续了三百余年, 直到秦惠文王十三年（前 324）秦尽得河西地才结束。
针对学者根据《国语 • 郑语》等文献记载以及上村岭墓地出土西周晚期铜器, 提出西虢东迁当在西周晚期的看法, 朱凤瀚先生（2009: 1543-1545）曾指出: 虽然《国语 • 郑语》记周幽王八年（前 774）周太史史伯曾对郑桓公言虢在虞、晋之间, 但是史伯同时所讲到的四方诸侯国位置亦有很远的, 如南方的楚, 北方的燕, 东方的齐, 所以西方的虢还当指宝鸡之虢。韦昭也特意注明此虢为西虢, 西虢虽远在关中, 但也因是成周之西的姬姓国, 故亦列举于此。而且先虞后虢的说法, 可能是按由近及远的顺序, 犹如先晋后隗, 先魏后芮, 亦如言成周北方之国之先卫后燕。此外, 较早的铜器完全有可能出现在晚期的墓葬中, 而且这些墓主人也可能即是主要生活在西周末而卒于春秋初叶, 最终葬于上村岭墓地的, 其随葬器物自然会带有西周晚期特点, 所以单凭铜器形制难以肯定三门峡之虢的建立早于春秋初年。由此, 上村岭之虢建立于平王东迁之后的说法仍是较稳妥的。
据《系年》简文, 携王三年（即平王三年, 前 768）, 平王东迁至成周, 携王仍在虢地。我们知道, 三门峡位于东西交通的关键位置, 平王若从宗周进入成周, 必须经过三门峡, 若此时虢已东迁, 携王在三门峡之虢, 则平王势不能轻易地迁都洛邑, 加之《系年》简文又云 “晋文侯杀王子余臣于虢”, 说明携王始终定都于西虢。这样虢氏东迁不仅在平王东迁之后, 还应在携王被灭（前 750）之后。上文亦曾据《系年》简文联系《史记 • 秦本纪》的记载述前 750 年 “晋文侯仇乃杀惠王于虢”, 而秦 “文公遂收周馀民有之, 地至岐。” 可以看出此年秦、晋作为平王一党对携王派系的毁灭性打击, 这里的 “周馀民” 应该正是属于以虢氏为代表的支持携王的 “邦君诸正” 的。
在这种情形下, 虢氏才不得不东迁到三门峡上村岭, 开始臣服平王。受到沉重打击的西虢, 迁到三门峡后实力遽衰。学者曾对三门峡墓地七座春秋早期墓（M2001、M2006、M2008、M2010、M2011、M2012、M2073）出土的青铜器合金成分及铸造质量进行检测, 其合金成分均为铜锡铅三元青铜, 全部标本二十八件中有十二件含铅量超过 10%, 质量为差。朱凤瀚先生（2009: 719-720）认为此即反映出西虢东迁后国力虚弱, 且铸造技术不强, 致使质量问题多有。实力衰弱的西虢开始谋求效忠于以平王为首的东周王室, 但是周平王尚对虢氏心存芥蒂, 直到周平王晚年由于受到郑的钳制, 才慢慢 “贰于虢”, 到周桓王时, 虢公忌父才得以出任王朝卿士。《左传》隐公八年（前 715） “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 “始” 字或即隐含虢氏初始被平王一系所正式接纳的意味。
五
综合本文讨论, 虢季子白盘的纹饰及书风均显示其带有春秋初期的特点, 铭文历日又与宣王、平王（携王）纪年均合。由于长期以来受史料所限而对于西周灭亡, 周二王并立时期的史实认识不清, 造成多数学者倾向于将虢盘时代定于周宣王十二年。清华简《系年》第二章简文, 提供了在携王正统观念下的史官叙述, 使我们对于这段历史的认识较以往有了很大的进步, 同时也提示我们重新考虑虢盘断代在携王十二年的可能。
在以西虢为代表的 “邦君诸正” 的支持下, 立足在宗周故地的携王（前 771—前 750）, 面临玁狁（犬戎）和平王两个方面的威胁。平王（前 771—前 720）被晋文侯拥立在京师（应即宗周一带地区）, 由于地近携王势力范围, 距离东方支持他的诸侯过远, 所以在三年后（前 768）即得以越过尚未被西虢占据的三门峡地区东迁, 止于成周, 将歧地以西许秦, 即支持秦人的东向扩张。携王方面虽然早期得势并逼迫平王东迁, 得以占据丰镐地区, 并在其十二年（前 759）前后战败玁狁（犬戎）, 但是终于在二十一年（前 750）被平王一系的晋、秦联合给予毁灭性打击: 西虢被占, 携王被杀。秦人得以 “地至岐” 并 “收周馀民”, 晋人则得到西方诸侯之长的地位及崇高评价: “晋文侯于是乎定天子。” 故地被占, 西虢被迫东迁, 止于三门峡上村岭一带地区。
基金项目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西周诸侯墓葬青铜器用与族群认同研究” （17CZS005）的阶段性成果。
引书简称对照
《集成》——《殷周金文集成》、《近出》——《近出殷周金文集录》、《铭图》——《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
引用古籍
《国语集解》（徐元浩撰, 王树民、沈长云点校, 中华书局, 2002）；《史记》（[汉]司马迁撰, 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 1959）；《水经注校证》（[北魏]郦道元注, 陈桥驿校证, 中华书局, 2007）；《元和郡县图志》（[唐]李吉甫撰, 贺次君点校, 中华书局, 1983）；《吕氏春秋集释》（许维遹撰, 梁运华整理, 中华书局, 2009）；《古本竹书纪年辑证》（方诗铭, 王修龄,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逸周书汇校集注》（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撰, 黄怀信修订, 李学勤审定,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说文解字注》（[东汉]许慎撰, [清]段玉裁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清]阮元校刻, 中华书局, 2009）。